苏峪口瓷窑址全景航拍图。李 鹏摄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在苏峪口瓷窑址清理作坊。陈 瑞摄
宁夏贺兰山深处，苏峪口瓷窑址的考古工地上，数不清的残碎匣钵散落地面，考古人员仔细做着清理。“考古发掘已经告一段落，马上就要回填，我们再清理查看一下，看有没有其他文化遗存。”苏峪口瓷窑址考古队执行领队柴平平说。
从2017年起，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团队已对这里连续9年开展系统性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共清理出8座窑炉、6组作坊、9处盛放瓷土遗迹、5处辘轳遗迹、5处加工石英遗迹、30余处研磨石英遗迹，被确认为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西北地区精细白瓷遗址。2026年，苏峪口瓷窑址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在砂石缝里，这群考古人用双手一点点拂去尘埃，让尘封近千年的西夏官窑瓷器窑场重见天日。
挑战，从挖下第一铲开始
2017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朱存世听说，有人在贺兰山深处看到不少瓷器碎片。而此时，西夏陵出土的白瓷来源还不清楚，他当即有了考古调查的想法，便带着考古队员柴平平、白婷婷等人，开始了调查。
一开始，他们按照区域系统考古调查的方法，在贺兰山东麓区域一条条沟壑仔细排查，一块块台地认真查看。终于，在苏峪口一处台地上，发现了大量匣钵瓷片，也就是烧制瓷器时用来装盛坯件的耐火容器。后续调查过程中，他们仅在地表就发现了13座窑炉，当即做了登记。
2018年，团队完成三维测绘后，初步判断这处窑址价值巨大。“这里可能是曾经的瓷窑遗址，而且和西夏有关。”朱存世说。但那时，他们还不知道瓷窑到底藏着什么秘密，窑炉的形制特征、装烧技术、制瓷工艺究竟如何？这一切，必须通过正式发掘来证实。
真正的挑战，从挖下第一铲时开始。
贺兰山的地层全是沙子与石头。“考古刮面就是挑战，刮一天下来，胳膊酸得不行。”柴平平说。但最大的挑战还是地层线的辨认。沙子不像黄土那样容易划分边界，考古人员必须凭借丰富的经验和细腻的观察力，才能一点点理清地层的叠压关系。
“这是团队第一次发掘瓷窑址，也是第一次面对贺兰山的斜坡堆积。刚开始大家都不敢往下挖。”柴平平坦言，“面对斜坡堆积和砂石地层，我们进度很慢。在发掘过程中，遇到问题，就随时讨论、局部解剖，逐步推进。渐渐地，终于摸索出一套适合砂石地层的发掘方法。”
除了地层辨认，缺乏史料也是一道难关。目前，文献中没有任何关于这个窑址的记载，对其性质的认定、各功能区的划分，只能通过考古调查和与高等级遗址出土瓷器的检测分析比对来完成。“比如，清理出来的瓷土加工场所、石板铺砌的地面等，大家推测是练泥用的。随着清理深入，才慢慢梳理清楚它们的具体功能区。”柴平平说。
面对重重困难，团队积极引入现代科技手段。三维扫描、无人机摄影测量等新技术全程跟进，确保数据记录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在长达9年的考古研究中，团队逐渐理清了窑场的格局、瓷器的烧造工艺以及窑业的兴衰脉络。
“窑址出土了多件戳印‘官’字款识的匣钵，98%以上是精细白瓷，胎质洁白细腻，釉色温润如玉。这些瓷器的胎釉特征，与西夏陵、皇家寺院等高等级遗址出土的器物高度契合，基本可以证实这是一处西夏皇室的御用窑场。”柴平平说，“这一发现，不仅填补了《天盛律令》中‘官作’手工业的实物空白，首次确认了西夏官窑遗存，补齐了中国陶瓷史和手工业发展史的一处短板，也为西夏历史文化和民族交融研究提供了实证。”
坚守，风雨浇不灭心底的热爱
苏峪口瓷窑址的发掘，不仅考验技术，更磨炼意志。
要去考古现场，得先从贺兰山入口驱车半小时，再下车步行，爬坡翻过一个小山包。四周是高大的石头山，手机没有任何信号。面对这种情况，考古队员陈瑞说：“无人打扰，反而能更专注地投入工作了。”
但让人头疼的，是贺兰山变幻莫测的天气。“山里的天气阴晴不定，前一秒还艳阳高照，下一秒就可能刮大风、下大雨，甚至飘大雪，不是晒得满头大汗，就是冻得瑟瑟发抖。后来，哪怕夏天来上工，大家也都带着厚外套。”陈瑞说。
她回忆起一次惊险的经历：“有一次我们感觉天色不对，要下大雨，赶紧招呼大家下山。我们刚开车经过一个涵洞，山洪就猛地冲下来，现在想起来仍然后怕。”那次山洪过后，队员们清点设备时发现一台全站仪被泥水浸泡，但没人抱怨——大家庆幸的是人都平安。陈瑞摸着袖口磨破的毛边说：“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每一步都踩实。”
天气变幻莫测、风沙侵袭、没有遮挡，这样的日子，对考古队员来说是常态。他们每天一早来到工地，便一头扎进发掘工作，直到天黑才收工。贺兰山的冬天漫长而寒冷，适合考古的时间窗口很短，他们争分夺秒，不敢浪费一天。长年累月的野外作业，让每个人的皮肤都变得粗糙黝黑。
然而，团队却保持乐观的心态。中午回不去，大家就席地而坐，端着盒饭吃。吃完饭，索性就地一躺，在石头上打个盹儿。陈瑞笑着说：“当自己亲手挖掘出一个刻着‘官’字的匣钵时，那份喜悦是无法替代的。”
如果说野外发掘是体力的考验，那么整理瓷片则是耐心的修行。大量碎片颜色相近、手感相似，只能靠细心和耐心慢慢比对。今后几年，团队很可能都要沉浸在出土瓷片的整理研究中。
“家人有时也想不通，怎么每次给我打电话，我都在工地上。”陈瑞说，“说到底，还是因为热爱。看着大家一点点把这个窑址揭露出来，还原出历史的模样，那种激动没法用语言形容。”
9年过去了，这支考古队有过人员更迭，也有人始终坚守。他们习惯了贺兰山的风沙，也练就了在砂石地层中精细挖掘的本领。
创新，让回填不仅是“掩埋”
遗址发掘完成后，通常需要进行回填以保护本体。但若只是简单回填，地表恢复原状，公众便再难有机会感知苏峪口瓷窑址的真实样貌。为了让这段历史不被“埋没”，团队成员反复琢磨办法。
“最终，我们遵循‘最小干预’和‘可逆性’原则，设计出了一套既符合保护要求，又能让公众看得见、看得懂的创新展示方案。”毕业于山东大学文化遗产保护专业的谷天骄，在本次考古发掘中主要负责遗址的回填保护工作。
具体怎么做？首先，团队在遗址本体上实施传统回填保护，将窑炉、作坊等遗迹妥善覆盖。但这次多了一个巧思——在回填材料与遗迹本体之间增加一层隔离材料。有了它，日后若想恢复发掘面原貌，只需完整揭开封土即可。
此外，考古团队还在回填层之上竖起标识牌，用线条在地表勾勒出窑炉的形制和范围。观众站上去，低头便能看清脚下的窑炉。为了让画面更鲜活，他们还将发掘出的残碎匣钵回填至地表附近，上面覆盖不锈钢铁丝保护网。看着这些匣钵碎片，再配合讲解，观众便能直观理解当时的瓷窑面貌。
“我们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也下足了功夫。”谷天骄介绍，贺兰山风大雨多，还有野生动物时不时来“串门”，团队对此做了充分准备。他们顺着自然地势修建泄洪沟，避免雨水对文化遗产的破坏；在窑炉顶部搭建彩钢大棚，对重要墙体加装不锈钢保护网。为了让大棚与周边环境更协调，棚顶特意铺设了与周围地貌一致的砂石，远远望去，大棚仿佛与山体融为一体。
朱存世说，下一步，团队将会对这几年发掘出土的上百万件瓷器、窑具等文物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形成学术报告。整理完成后，将举办专题展览，向公众展示苏峪口瓷窑址的最新成果。“我们会一步步来、一点点干，把每一块瓷片背后的故事掰开、揉碎，让西夏白瓷的千年记忆，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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