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夏天杠杆炒股指软件，一场特殊的宴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在这场宴会上，特赦后的杜聿明初次见到自己的女婿杨振宁。
席间气氛温暖而热烈，可就在众人寒暄时，周总理听到杨振宁对岳父的称呼，却立刻打断：“赶紧改正。”
杨振宁到底是如何称呼杜聿明的？周总理又为何要让他立刻改正？
被俘之后
1949年1月，淮海战场上，国民党节节败退，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化妆成一名普通的士兵仓皇出逃，却还是在安徽萧县张老庄被解放军生擒。
杜聿明的妻子曹秀清到处打听丈夫的下落，国民党当局却骗她杜聿明已阵亡。
1949年5月初，上海即将迎来解放，蒋介石却命令曹秀清携子女务必搭乘国民党最后一架离沪的飞机飞往台湾。
蒋介石在纸上许诺得慷慨动听，言之凿凿地保证全家赴台后，一切生活开销和子女的学费都由当局承担。
身陷丈夫“已死”的传言之中，又面临无处容身的窘境，曹秀清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强忍悲痛，带着年迈的婆婆高兰庭和五个孩子仓促赴台。
但抵达台湾后，当局发放的那点补助金少得可怜，连一家老小的基本糊口都维持不住，更别提让孩子安心读书。
曹秀清一家日子过得紧巴巴，为了撑起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曹秀清不得不四处奔波。
费了很大周折，才在杜聿明一些旧友的帮扶下，托关系找到了一份差事：在台北烟酒公卖局制品厂负责收发。
但这点微薄的薪水，对于养活一大家子人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
在这段暗无天日的岁月里，远在美国读书的大女儿杜致礼和女婿杨振宁虽然自身经济并不宽裕，却依然时常节衣缩食为家里寄去生活费，给了曹秀清莫大的安慰与支撑。
雪上加霜的是，高兰庭年迈体弱，加上长期营养不良，没钱治病，最终病重身亡。
临到操办丧事时，家里甚至凑不出一笔像样的治丧费，最后还是靠杜聿明生前的故交和女婿杨振宁的资助，才勉强让老人得以入土为安。
走投无路的曹秀清曾想找宋美龄、张群等人当面陈述处境，希望兑现蒋介石当年的承诺，但回应她的只有冰冷的沉默与推诿。
就在曹秀清和家人在海峡对岸艰难挣扎、穷困潦倒的同时，她的丈夫杜聿明却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得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待遇。
大陆方面并没有因为他是战俘就加以迫害，相反，当发现杜聿明身患胃溃疡、肺结核和肾结核等多种重疾、身体每况愈下时，政府迅速调用有限的医疗资源悉心救治。
周恩来甚至派人到香港和澳门买回当时国内极度稀缺的进口特效药，为杜聿明治疗肺结核，在医务人员无微不至的呵护下，杜聿明的身体日渐康复。
虚伪面目
1956年夏天，美国普林斯顿，杜聿明的长子杜致仁被发现倒卧在房间内，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床边散落着一个空的安眠药瓶。
这个年仅22岁的年轻人，此前已在美国求学多年，原本还差最后一年就能从哈佛大学毕业，却因为一笔三千美元的学费，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杜致仁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哈佛大学，但对于在台湾过着窘迫生活的杜家来说，高昂的留学费用无疑是天文数字。
为了支持长子完成学业，曹秀清不得不向台湾银行申请了助学贷款。
凭着贷款，杜致仁前三年勉强维持了下来，但就在杜致仁即将升入大学四年级的关键时刻，台湾银行突然停止了贷款发放。
非但不再提供第四年的学费，反而开始催讨之前三年累积的七千美元欠款。
杜致仁四处奔走却毫无办法，加上身体不适无法再靠打工补贴生活，这位曾经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被一张张催款单逼到了绝境。
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写信向远在台湾的母亲求助。
曹秀清得知长子的困境后心急如焚，走投无路之下，她硬着头皮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
信中苦苦哀求，希望能够批准一笔三千美元的贷款，让儿子完成最后一年的学业，并表示将来一定数倍奉还。
半个月之后，回复终于来了，蒋介石只肯借一千美元，而且要分两年支付，也就是说曹秀清当下拿到手的只有区区五百美元。
五百美元，连学费的五分之一都不到，这算什么帮忙？曹秀清含泪将这张支票寄给了大洋彼岸的儿子，在汇款单上写满了心酸与无奈。
杜致仁收到母亲寄来的支票时，内心彻底崩溃了。
他吞下安眠药前，曾反常地反复叮嘱姐夫杨振宁，希望他以后多多照顾自己的姐姐和母亲。
第二天中午，当杜致礼迟迟不见弟弟出房间，推门而入时，一切都晚了。
就在杜致仁去世的第二年，1957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因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消息传遍全球，华人世界为之沸腾，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杜聿明从前来探视的张文裕口中得知了这个喜讯。
杜聿明高兴极了，立即铺开信纸，在十六开的无格信笺上挥笔写下了一封言简意赅的贺信。
为了不让自己“战犯”的身份在女婿的光辉时刻蒙上阴影，他甚至特意在信封上写下了当年在北京的住址“弓弦胡同二号”，而不是功德林的地址。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海峡对岸的蒋介石也获知了杨振宁获奖的消息。
宋美龄派车将曹秀清接到了士林官邸，亲自在客厅里嘘寒问暖，嘘寒问暖之后，便直奔主题：
“杜夫人，恭喜你，你的女婿杨振宁博士获得了诺贝尔奖，你该去美国看看他呀，回来的时候务必要将杨振宁带回台湾，让他协助反攻大陆。”
这样的戏剧性转变，让曹秀清更加看清了蒋氏夫妻势利虚伪的真实面目。
温馨团聚
看清蒋氏的真面目后，曹秀清表面答应，来到美国见到了女儿和女婿。
但她并不打算带杨振宁前往台湾，而是计划回到大陆与杜聿明重逢。
而早在他们夫妻团聚的四年前，杜聿明已经得到特赦，离开了功德林，开始了新的人生。
特赦之初他暂住北京，后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提议，杜聿明与溥仪等人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
杜聿明将这桩喜讯连同自己的新生活，一并写信寄给了在大洋彼岸的妻子。
他说自己在北京有了一间舒适的卧室，有整洁的客厅和一张用来伏案工作的办公桌，身体上多年积攒的胃病和痨疾在共产党的悉心治疗下竟奇迹般痊愈了。
曹秀清捧着这封辗转寄来的家信，眼圈一次次泛红。
1963年，在杨振宁的周密操持和周恩来总理的精心护航下，曹秀清踏上了回国的飞机。
此行的路线极为曲折：5月20日她从纽约起飞，直抵瑞士日内瓦，在当地休整数日，再由日内瓦经莫斯科转机回国。
6月3日，曹秀清终于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
站在飞机舷梯口的杜聿明，此刻攥着自己的衣角，看着头发花白的老妻缓缓走下楼梯，突然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伸出手去扶住她的胳膊，两人沉默许久，继而相视而笑。
回到北京的曹秀清发现，丈夫不仅恢复了健康，连脾性也温和了许多。
昔日的将军如今不但没有架子，在家中常常亲自下厨、洗衣甚至缝纫，还在功德林学习时练就了一手剪裁的好手艺，为她亲手做了好几件合体的衣裳。
曹秀清心里最放不下的大儿子杜致仁的骨灰盒，也从美国被一路带了回来，从此安放在这间并不宽敞却温暖的屋子里。
1971年7月的一天，杨振宁夫妇登上了法航班机，在上海落地。
在上海陪伴了病中的父亲数日后，杨振宁即飞往北京，此行最重要的一站，是一场特殊的家宴。
7月2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周总理带着几位干部和工作人员，与杜聿明夫妇一起等候着这位驰名天下的科学家。
杨振宁和杜致礼穿过长廊，刚一踏进大厅，所有人的目光就集中在那位局促的老人身上。
杜聿明拽着自己的衣角，有些紧张地站在那里。
杨振宁走到曹秀清身边时，显得十分自然，俯身鞠了个躬，亲切地喊了一声“妈妈”。
曹秀清眼泛泪花，连声应着，可当杨振宁转向杜聿明时，却犹豫片刻，生涩地开口：“杜先生。”
所有在场的人都清楚，并非杨振宁不尊重岳父。
自从1949年杜聿明在淮海战役中被俘之后，这对翁婿在二十余年间几乎从无来往。
在漫长的冷战年代里，美国政府对华裔科学家实行严苛的封锁，致使杨振宁长达二十多年无法踏入中国一步。
更何况，岳母曹秀清曾与杨振宁在美国共同生活，彼此熟稔；
而对于这位出身战俘营的岳父大人，杨振宁在物理实验室和学术论文中想象过无数遍，却从未像此刻这样，面对面站在他眼前。
深知此中情由的周总理看在眼里，他笑着站起来，一手拉过杜聿明，一手拉过杨振宁，幽默地来了一句：“赶紧改正，应当叫岳父大人，今天就当回门了！”。
全场哄堂大笑，局促的空气一扫而空，杨振宁红着脸，终于大大方方地叫出一声：“岳父！我们回家了！”
杜聿明颤着声答应，连说了几遍“回来了好，回来了就好”。
那次家宴之后，杨振宁多次往返中美之间，周恩来总理数次接见他，两人长谈近五个小时，从美国社会现状谈到中国的教育与科技。
在1972年第二次回国访问时，杨振宁郑重向周总理建议，中国应当重视基础科学研究。
这一建议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高度重视，对于后来恢复和加强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
杨振宁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建言献策上，更体现在他的以身作则上。
在他的感召和鼓动下，大批美籍华人科学家纷纷回国访问，许多人后来留下来为国家科研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而杜聿明晚年则始终致力于统一事业，翁婿二人虽未共事杠杆炒股指软件，但爱国之心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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